一、 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背景
　　
　　（一） 我國經濟 “新常態” 的大背景
　　
　　當前， 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經濟增長趨穩， 經濟約束條件也發生了變化。供給方面， 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進入快速上升期，主要依靠繼續擴大要素投入量拉動經濟增長已不現實。需求方面， 國民經濟均衡增長與消費需求增長的要求不協調， 消費率長期偏低， 而由于產業結構升級相對緩慢， 投資需求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時， 國內經濟各方面升級動力不足。首先， 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達不到結構升級的需求； 其次， 我國產業結構上的 “反效率” 配置雖已開始扭轉， 但產業間的效率落差未能被充分利用； 最后，產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上升結構性扭曲。
　　
　　（二） “一帶一路” 戰略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 戰略的提出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契機。首先， 向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轉移產能將成為化解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新路徑。例如，哈撒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 經濟振興計劃， 重點建設基礎設施， 這無疑會給目前我國處于產能過剩狀態的鋼鐵、 水泥、 平板玻璃、 電力等行業提供發展機遇。 ① 其次， “一帶一路” 戰略將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行業及特定行業上下游之間的投資范圍，通過共商共建各類產業園與集聚區探索新的投資合作模式， 從而創造出我國與沿線國家間更多的利益交匯點。最后，向沿線國家轉移傳統制造業產業所帶來的生產要素重組效應將加速推動我國制造業結構的升級。
　　
　　（三） 產業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國外壓力
　　
　　其一， 發達國家 “再工業化” 政策所帶來的壓力。金融危機后， 發達國家開始推行以 “本土先進制造業” 、 “戰略新興產業” 和 “低碳經濟” 三大支點為基礎的振興戰略， 促使位于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加強了發達國家對全球高端產業價值鏈的壟斷以及對發展中國家分工環節的控制。其二， 隨著我國逐漸喪失在土地和勞動力方面的相對價格優勢， 國際代工的重心開始向東南亞轉移。這一趨勢與發達國家的 “再工業化” 一起構成了對中國制造的 “兩頭擠壓” ， 嚴重影響了我國原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基礎。其三， 新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即將爆發， 歐美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積累的研發優勢使其更容易搶占制高點，從而建立發達國家主導的 “國際標準” ， 成為未來科技革新與產業革命紅利的主要收益者。
　　
　　二、 我國制造業產業的現狀
　　
　　（一） 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下對我國制造業的測度
　　
　　隨著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不斷深化，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獲得了融入全球經濟、 實現技術進步的契機； 另一方面， 也面臨著價值鏈地位固化和貧困化增長的風險。邱斌等 （2011） 通過分析我國 2009—2011 年 24 個制造業行業的出口復雜度得出結論：全球化生產網絡對價值鏈提升的積極影響在以半成品貿易為主的行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中更為顯著，但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中作用并不明顯。劉磊 （2013） 測算了我國制造業 1992—2007年的垂直專業化指數， 結果表明， 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對制造業國內技術含量的提升并沒有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 垂直專業化指數越高的行業，其國內技術含量越低。張艷輝（2010） 通過分析 1995—2007 年長三角地區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相關數據，得出全球價值鏈的不平等地位將抑制落后區域的產業升級的結論。
　　
　　綜上所述， 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后， 并未能充分利用其中的機遇，且已經開始面臨來自價值鏈高端的產業升級壓制。
　　
　　（二） 與生產性服務產業的融合程度較低
　　
　　歐美的裝備制造業已然擺脫以產品為主的傳統發展路徑， 進入 “后工業時代” ， 依靠品牌經營及專業解決方案等非制造領域的優勢占據全球高端市場。 ② 而中國由于缺乏核心技術， 自主創新能力較弱， 還不能算是制造業強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與之相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投入。楚明欽 （2014） 基于 OECD 投入產出表的數據， 對 G7國家和印度、 巴西、 中國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融合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 中國裝備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要高于發達國家，但生產性服務的投入卻較低，這說明中國生產性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的融合程度較低。李剛 （2012） 對上海的裝備制造業進行了調查問卷分析認為， 上海裝備制造產業仍以大規模量產為主要特征， 雖正在向依靠服務、 綜合競爭優勢的較高階段演進， 但尚未進入創新引領的高級發展階段。
　　
　　三、 我國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
　　
　　（一） 全球價值鏈模式的戰略與啟示
　　
　　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探討如何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嵌入實施以 “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為主要目標的轉型升級戰略， 同時完成中國的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
　　
　　首先， 立足產品框架進行多點嵌入， 促進區域整合與行業互動。制造企業可以從主價值鏈下的零部件子價值鏈或與主價值鏈存在上下游關系的關聯價值鏈入手，以迂回的方式攀升價值鏈。同時， 將勞動密集型環節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則通過發展生產者服務業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 利用產業轉移延長和拉伸在國內的價值鏈， 實現不同環節不同地區之間的協同互動， 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 ①其次， 重視本地市場， 移植 “高端” 價值模塊。當本地區具有足夠的市場規模能夠支撐起對高端環節的消費時， 政府可以利用政府采購、 渠道管制、 反壟斷等政策手段， 或以開放市場為條件，要求跨國公司將高端價值模塊或環節轉移到本地區。這些模塊將作為本地企業進行知識獲取和吸收的跳板， 培養所需的人才隊伍， 同時利用價值鏈的本土化優勢， 結合當地的技術平臺， 形成本地企業吸收和轉移高端知識的橋梁。
　　
　　再次， 關注價值模塊變遷， 重視技術本地化。要密切關注全球價值鏈的演化趨勢，積累模塊內部和模塊間的相關知識， 尋找和把握價值鏈動態調整的機會， 或是通過鏈主企業剝離的模塊獲取升級機會，或是在模塊分離時利用技術創新和知識積累進行再造和重組。同時， 注重產品開發， 鍛煉整合多種熟練技術使其應用于一個新產品構架的能力；改造進口產品和技術， 以便更好地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
　　
　　最后， 利用大國優勢， 編織多元化國際網絡。一方面， 中國相對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有利于發揮行業之間的循環互動作用， 另一方面， 大國的經濟環境為發揮規模經濟提供充足的空間， 促進了全球價值鏈模式下產業轉移， 同時規模經濟的自我強化有利于形成進入壁壘。此外， 中國也可以利用其國際上的地位， 引導企業主動發展國際客戶， 向雙向依賴關系方向轉型。如此編織而成的多元化國際客戶網絡也能夠為本地企業提供更多的向價值鏈高端躍升的通道。
　　
　　（二） 具體政策層面上的思考
　　
　　首先， 地方政府首先應打破行政壁壘， 推行地方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構建自主價值體系的 “雁行” 模式和跨區域協同機制。一方面， 積極鼓勵外商投資企業、 國內代工企業增加國內采購的比重， 鼓勵企業間的深層次合作， 以提高本地區國內附加值比重； 另一方面， 加強省際之間的合作， 以上海等一級城市作為 “雁首” ， 負責與國外的一級分包企業直接對接， 承接一攬子、 綜合化的外包服務， 提供價值整合平臺， 形成資源整合和輻射效應。
　　
　　其次， 吸收和引進高溢出性和高關聯性的生產性服務業集群。國內經濟較發達地區應將制造優勢與人才優勢相結合， 率先發展高溢出性和高關聯性生產性服務集群。可利用上海等地的自由貿易區先行優勢， 降低服務業開放和貿易的壁壘， 結合特殊政策， 建立服務外包基地， 實現高端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端制造業協同發展。同時， 加強對服務業的監管， 保障國家利益以及金融安全與產業安全。
　　
　　再次， 面向全球構建多層級生產網絡的核心樞紐。由政府引導、 企業出擊， 積極與發展中國家的開展合作， 尋找價值實現的薄弱環節， 發現新的價值驅動因素， 形成有利于中國企業的價值鏈治理結構， 實現產業的高端轉移。沿海發達地區可以利用原有的中間樞紐地位實施深度嵌入戰略， 構建起服務全球價值鏈中樞系統運行的強大綜合配套能力，包括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與之充分融合的生產性服務體系。
　　
　　最后， 組建跨國技術戰略聯盟， 開展深層次價值鏈合作。
　　
　　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實施稅收優惠、 提供引導資金、 土地租金減免等措施， 鼓勵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在研發設計、 市場開發、 品牌渠道方面發展戰略聯盟， 以更為直接地獲取有關技術和全球市場的變化信息； ② 注重在創新環境上提供便利的基礎條件和健全的法律環境，如建立區域性公共技術平臺、促進技術交流共享等。同時， 加強人才吸引力度， 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促進科技成果的合法轉移、 推廣及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