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八大新挑戰
來源：未知 日期：2015-11-04 點擊：次
一國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總是在各種機遇和挑戰中前行的。抓住機遇很重要，應對挑戰同樣很重要。認清挑戰是應對挑戰的前提，其實挑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挑戰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戰中。認清了挑戰后，就有可能應對好挑戰，因為過去的歷史反復證明，我們就是在應對一個一個挑戰中不斷前行的。
挑戰一：國際環境變化帶來挑戰。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增多；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始推進“再工業化”、“再制造業化”，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正面的競爭；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復蘇，美元開始進入升值周期，加息預期升溫，導致國際資本市場、匯率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出現動蕩，中國熱錢面臨外流的壓力，對國內本已緊張的資金鏈構成了威脅。從國際政治格局來看，在中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戒心增加，部分領域的國際環境在惡化；隨著美國開始重返亞太，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周邊國家與中國的摩擦不斷增加。所有這些國際環境的變化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挑戰。
挑戰二：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帶來挑戰。在持續三十多年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后，“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日趨明顯。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我國老年贍養比從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9.1%，老年贍養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據聯合國2011年5月份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預測，203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組占比為16.47%。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開始下降。國家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1%，較2011年繼續下降0.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開始出現。據聯合國2011年5月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預測，2030年中國人口數量為13.93億，0至14歲人口組占比為14.61%；15至64歲人口組占比為68.92%。據此計算，2030年總撫養比為45.1%，較2011年的總撫養比34.4%上升10.7個百分點。
挑戰三：資源環境惡化帶來挑戰。資源環境惡化突出表現在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上，資源短缺、環境治污都會加大經濟發展的成本。先行發達國家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時大多只有幾百萬或幾千萬人口，且可以通過殖民掠奪來滿足資源能源需求。而中國擁有近14億人口(比先行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多)，正處于高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資源能源，且不能靠殖民掠奪，必須通過國際市場去購買，故資源短缺帶來的國際資源能源市場的波動都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國內比較容易開采的礦產大多開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開采成本越高，價格要進一步上漲。同時，環境污染治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2008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前后全球30%左右的碳排放量都可能由中國貢獻，屆時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中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屬高碳排放階段；資源稟賦結構是“多煤、缺油、少氣”的高碳結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環節；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
挑戰四：經濟增速換擋帶來挑戰。經濟增速換擋與經濟周期性波動不同：經濟周期性波動是經濟增速下來了還可以再返回原來的高度，而經濟增速換擋則下來了就不能再返回原來的高度，由此帶來的挑戰遠大于周期性波動帶來的挑戰。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曾達到12.1%的高度，自2010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經濟底部還未探明，繼續下行的可能性很大。這種趨勢顯然已不能完全用周期性波動來解釋，而是屬于由原來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經濟增速換擋會帶來一系列挑戰：經濟結構必須調整，部分行業萎縮，部分企業面臨破產；市場需求減少，訂單減少；就業崗位減少；財政增收困難；金融風險加大等。
挑戰五：經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結構變化本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在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體制下，經濟結構部分被扭曲了，如經濟增長動力結構過分依靠“三駕馬車”，產業結構過度依賴對GDP貢獻較大的工業，區域結構過分偏重沿海發達地區，生產要素投入結構過度偏重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要素，財富分配結構偏重國富等，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同時，隨著經濟增速換擋、國際競爭壓力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也是勢在必行。但經濟結構調整并非易事，歷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經歷過這種調整，但因沒調整好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我們現在也面臨這種挑戰，如：隨著“三駕馬車”效力減弱，須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但后者啟動需要假以時日；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淘汰落后產能，但淘汰落后產能是有成本和代價的；生產要素投入結構調整則面臨著人才、技術等高級要素相對稀缺的挑戰。
挑戰六：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帶來挑戰。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我們推出了四萬億投資等刺激政策，這對當時的保增長起到了明顯的作用，但由于退出不太及時，也帶來了產能進一步過剩、債務負擔加重、資產價格泡沫增加等副作用和后遺癥，以至于近年來不得不逐步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影響。但刺激政策上去容易下來難，因為經濟已對刺激政策形成了依賴。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高超的技巧，需要把握好度：退快了退多了，經濟就可能穩不住，且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退慢了退少了，則經濟風險會繼續累積，且延遲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如何處理好其中的平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挑戰七：社會轉型壓力加大帶來挑戰。2014年中國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根據國際經驗，在中等收入階段，社會轉型的壓力明顯加大，因為在此階段貧富差距容易擴大、社會容易失范、公平訴求超過效率訴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等。近年來，中國已明顯感受到這方面壓力的加大。要緩解社會轉型壓力，一方面要通過針對社會公平的改革，理順各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公平分配權利；另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銀來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但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擋，經濟的持續下行，政府財政收支缺口加大，債務負擔加重，許多地方政府無力承擔越來越重的社會事業支出責任。如何在經濟增速換擋時期維護好社會穩定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挑戰八：改革難度增加帶來挑戰。經濟發展必須依賴改革，但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進入到了不得不“動奶酪”的階段，進入到全面改革的新時期。新時期的改革難度大大增加，原因：一是改革對象更復雜了，不僅要繼續改革尚未改完的計劃經濟體制，還要改革過去改革過程中形成的“過渡型扭曲體制”；二是改革協調難度增加了，不僅要協調經濟改革內部的各項改革，而且要協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六位一體”的改革；三是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到了必須動既得利益集團奶酪的時候了，會遇到極大的阻力；四是觀念障礙增加了，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因而對部分改革產生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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